2016年，部分住在黑桥二道八号院的艺术家站在人工湖边合影，从西向东拍，背景远处是房东老张的办公室（白夜照相馆/图）
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地涌向穷乡僻壤。黑桥，这个曾经堆满垃圾的苗圃用地，改造成工作室后在某些方面变得无可比拟。空间内挑高六米，雕塑家、画家、行为艺术家，都能在其中自由挥洒。而在能提供同样条件的片区中，它离798最近（10分钟车程），租金最便宜。
从2007年左右形成一号院，至2017年所有院区拆除，十年间这里先后聚居了近千名艺术家。从央美、鲁美、川美、国美、广美等美院毕业没几年的年轻人纷纷选择黑桥，在简陋而宽敞的工作室里生活，有的已被画廊代理，大部分还在等待伯乐。
他们昼伏夜出，延续学术探讨与技艺进修，多年后视这段理想化的岁月为一个低廉而甜蜜的切片。它是艺术的一块福地，仅此而已，却令人怀念至今。
贺勋2006年从国美毕业后留在了杭州，一边开着咖啡馆和酒吧，一边创作。五年后他感到应该去“那个擂台上”走一走了，便在2011年来到北京黑桥，当时二道八号院刚盖完一个礼拜，他住进去的时候每平7毛，一年租金不到两万。
川美毕业的卜云军隔年在Art Ba Ba艺术论坛上看到与黑桥相关的帖子，也毫不犹豫地从成都搬过来。院里多数是150-200平米的工作室，每月租金一两千，仅为其他艺术区的一半。他至今记得第一次到黑桥时的场景，隔壁住着逃跑计划乐队，到处是酒瓶子。冬天干枯，土路尚未硬化，沿途都是动物粪便；没有树，到处都是烟，从那些不会弄煤的南方艺术家的画室里冒出来。
严寒是他们面临的第一道坎。北方来的艺术家们稍显从容，每天穿着厚棉服，把油画手法与盖锅炉房技术练得同样纯熟。东北画家李莜从央美油画系三工作室毕业后，2011年入住黑桥，很快就迎来“疯狂的时期”，艺术小组、自发的艺术空间纷纷建立，活跃的艺术气氛与恶劣的居住环境齐头并进。
她笑年轻时的自己很“鲁”，亲手改造工作室，加暖气片、搭门帘、抹腻子，把身体搞坏了，农业用地没有地基，床板下面是湿湿的泥土。那几年她湿寒严重，迅速发胖、浮肿。吃饭也不健康，偶尔还会碰上“开锅”的恐怖事件，一不留神卫生间管子泵坏了，锅炉的开水呲呀往外喷。
相形之下，从来就没烧煤经验的南方朋友更狼狈。这群人里，贺勋算是特例，他生于江西，烧煤令他联想到儿时熟悉的烧柴火的感觉，“可喜欢了”，连每天买煤的讲价环节对他而言都煞有乐趣，“手头紧张的时候运半吨，好点的时候运一吨。”他与住在隔壁的好友齐装一个锅炉，俩人都是75平米的工作室，烧得也比较省，加起来不到4000块钱，就能顺利过一整个冬天。
其他人没这么幸运。广东人银坎保回忆，第一年在黑桥时不会烧煤，屋外零下10度，“快被冻死”，靠着电热毯磕磕绊绊熬过冬天，夏天又得迎接新的挑战。
银坎保在黑桥换过好几个工作室，似乎都离那条臭水沟不远。沟里承载了黑桥艺术区的一切排污，生活垃圾污水混杂着雕塑工厂翻模打磨玻璃钢的废水，到了夏天，合成后的恶臭味充斥在周围的空气里。卧室常年不敢开窗，头发也掉得快，“日常用水是臭的，除了洗衣服和洗澡，我基本只能用纯净水了。水的消费奇高。”
黑桥没有饭店，一位艺术家的妈妈在小窗口卖过盒饭，多数人还是选自己做饭，炒腊肉、小龙虾、蚕蛹或烤羊肉串、做寿司，俨然暗自进行厨艺比拼。洗菜时，比较讲究的家庭会用净水器或过滤壶把水过滤一下；有的24小时开着水，这样就能保证早起刷牙的第一口水不臭。
一个多月前，几位艺术家聚在一起，回忆黑桥点滴。来自河北的李芃澎话不多，他儿时住在山水沟，下雨的时候沟中泥泞不堪，同样泛臭。但在黑桥的遭遇仍令他震惊，“有一次我洗澡戴了一个银镯子，洗完之后变金的了。那个水肯定是有反应的，真的变金了！”
贺勋提到，有艺术家当年反映水太臭，宝哥（二道八号院房东）就在他办公室门口打开水龙头，拿刷牙的杯子接了一杯水，当场喝掉，说没问题啊。他补充说，“但宝哥是有心的，他后来找了一个钻井公司打了将近300米深的井，后来的水其实都没有味道的。”等井打完已经是2016年，距离众人结束黑桥生活只剩不到一年的时间。
宝哥，也叫老张，绰号“黑桥小老虎”，是黑桥房东群体中独树一帜的存在。他对租户们照顾有加，甚至成为他们名不见经传时期的藏家。许多事迹在感念或艳羡的口吻中一再被提及，令他及其掌管的二道八号院日后成为黑桥不可绕过的传说。
鼎盛时期，老张名下的地上盖了16个院子，住着近四百户艺术家。有些艺术区老板恨不得把边边角角都盖上房，老张为了让大家有更舒适的环境，“奢侈”地挖了个很大的人工湖，添了鱼池和花园，二道八号院里院外，成了两个世界。
说起老张，人们评价最多的是“仗义”。一些当年住在黑桥别区的艺术家，提到他们的房东咬牙切齿，“千方百计想着怎么从我们身上多捞点钱！”例如撕毁签好的十年合同，把租金从每两年涨5%或10%直接提到50%。老张不仅没有贸然涨价，还在2017年所有人搬离黑桥时，大手一挥，免了一些窘迫租户几年来的水电费。每户的金额，在口口相传中，从五六千到一两万不等。
贺勋因此称他为“恩人大哥”，其他人都叫他老张，只有贺勋叫他宝哥，现在他们每月仍要打一两次电话。贺勋笑着回忆，“有一次宝哥问了一个问题，后来跟我说他是因为我对那个问题的回答，很喜欢我。他问我们想活多少岁。我说我的目标是150岁，干活干到148岁，允许自己有两年时间干不动。”
临别时贺勋为住在黑桥的邻居们拍了大量照片，给老张拍的那张，图说写着“二道八船长”。
在贺勋的记忆中，那时可能一半以上的人都和他一样处于拮据状态。“卖画是概率很小的事情。”他在黑桥待了六年，一共卖出五六十张画，其中还包括朋友帮忙的、很便宜的、几千块钱的小纸本。大家靠教课（最高每小时800块）、接活（比如花三个月精心画张仿的蒙娜丽莎），或借款度日。手头紧的时候，贺勋会跟宝哥请求再缓三个月，“他说你抓点儿紧吧，感觉很凶，实际上不会再催。”
老张对租户基本上没有任何限制，允许大家带伴侣、带宠物、在工作室尽情装修捣鼓。数不尽的猫狗自由来去，包括一头有着法语名字的猪。它的主人曾在法国留学，到黑桥时，这头在交易时被承诺绝不会长大的小猪已经成了庞然大物，放肆享用各家门口垃圾袋的残余。
有人见状，写下打油诗《咏二道八号十院老花猪》，“黑桥黑桥脏乱差，随处都是艺术家，有的开豪车有的抱娃，被艺术搞得顶呱呱。”富裕租户每年投入十几万装修，买古董车当装饰品往里放；有的擅长养植物，加上成群的鹦鹉，把工作室打造得极具热带风情；北京爷们儿在房里挂满葫芦，还有多年收藏的瓷器、古书、古董，以及精致的蛐蛐罐……
人们认为，在多年的耳濡目染下，老张也对艺术越来越肯定，他对园区的打理，剪树、浇花、把步道修成弯的形状，这一系列举动背后都被视作隐约带着审美目的；也有人揶揄，他后来的收藏行为，要归功于贺勋等人不断向他灌输什么是艺术，什么是好的艺术。
贺勋解释道，直到确切知道大家要搬走的前半年，宝哥才和大家变得特别密切。“到了2017年4月，上了封条，路都拦掉，黑桥只剩两三户。宝哥特别可爱，越到要搬走的时候，他就会跟我们开玩笑，‘哎，再待几天，也不着急啊。’”
那半年里他们经常一起吃饭喝酒，老张陆续请了几百人吃火锅，为他们的晚餐买单，也为他们的画作买单。2023年9月，MOREART画廊“黑桥的绘画”群展里的作品，据说多半是向老张借的。人们一致相信他收藏了二道八里几乎所有艺术家的作品。
撇开不稳定的锅炉房、持久的臭水沟和恼人的房东，等到跨越或适应了所有障碍后，艺术家们开始了在黑桥真正的生活。他们白天用来醒酒、发呆、创作、结伴去798看展，夜晚吃完晚饭便四处出动，钻进朋友的工作室，或黑桥唯一的酒吧蓝房子，打牌、烧烤、喝酒、聊艺术。
这种浸泡式、不那么功利的群居生活日后成了很多人怀念的阶段。在密切的交流中，有人想到自己和别人的差距，或是对画画的热忱产生了动摇，便离开黑桥另谋出路；留下来的人彼此帮扶。贺勋回忆道，“慢慢地会结识邻居，有好朋友崭露头角，开始做个展，也会给我们介绍画廊、收藏家，慢慢形成了一个比较好的生态。”
他与邻居阿戴（戴陈莲）当年从杭州一起来到北京，搬进黑桥前，俩人曾在附近的望京短暂落脚，那时在望京的街上总能迎面碰到很多房产中介过来说，哥，金隅国际了解一下啊。“我们就想象这个中介的心理健康状态，白天必须打着领带，穿着西服，对任何一个人都要那么礼貌，晚上回到出租屋可能会比较纠结，比较痛苦。他也不认识你，就只能叫哥，这其实是很温情的叫法，又很调侃。”
到了黑桥，俩人像是搞行为艺术的组合，不管碰见谁，管年纪小的叫“哥”，管李莜这样的女艺术家也叫“哥”。每天干完活，活跃的他们都想“去哪里坐一坐”，聊一聊那时流行的“坏画”，“可能这样的一个东西跟我们所处的环境、当时对生活和艺术的理解都比较契合。”
在若干热门据点中，李莜的工作室算是重中之重。她与当时的男友何迟住在一起，何迟“特别招蜂引蝶，局也多，家里几乎每天高朋满座，煮酒论艺术”。
不喜社交的李莜在这场精力充沛的艺术漩涡中很少说话，她总是抱着学习的心态旁听，“建立了很多对艺术的理论学习知识”，同时负责做饭、晚上接送艺术家回各自的工作室。加上阁楼也不过80平米的工作室，成了不太宽敞的招待中心，她有时感到透不过气，会在旁人热火朝天聊梦想、聊艺术杂志《艺术时代》的创刊时，开车到黑桥周边写生，把画板架在方向盘上画杨树。
内向的人在黑桥过着相对清幽的生活。住在二道八附近的李易纹性格安静，对周遭热闹的艺术氛围有所耳闻，知道天天都会有几十人聚在某个工作室，但对这种“很大的局”提不起兴趣，坦言黑桥上千位艺术家，自己认识的可能就几十个。
他毕业于央美壁画系，在黑桥时住在一号院，邻居养了很多流浪猫，对方出国他就去帮忙喂猫。此外，他便不怎么出门，但由于收拾得干净，每天也总有几个朋友不请自来。李易纹是洛阳人，儿时的家位于龙门石窟，他喜欢和朋友们聊宋画，聊古物，也聊当代艺术，“大家持不同意见的概率会比较大，有的觉得好得不得了，有的人觉得跟狗屎一样。”
大小各异的圈子在黑桥遍地开花，刘夏总结道，“在黑桥的时候，有一万个理由可以让你凌晨1点去敲别人家门聊天，但是回老家以后，你有一万个理由在12点前睡觉。”他说话时侧着头，视线低垂，每次发言前都要先矫正一下坐姿，配合着轻微的声音，显得这些话都像是经历了多番思考，并非脱口而出。
公众号兴起的时候，他经常去搜某个艺术家的资料，整理成小文件夹拷进硬盘带给老康（《艺术时代》主编康学儒）分享，“我给他提供视觉的东西，他给我提供文字上的东西。”
康学儒的工作室也是黑桥的一个重要标志。他在重庆读的大学，爱吃火锅，只要天不是特别冷，中午便开始发微信，吆喝人来后院吃火锅，一直吃到晚上；大门常年打开，欢迎来客随时进出。工作室三百多平，他命名为“惊奇的房间”。这里不仅是火锅胜地，更是多个展览的场地，和蜂蜜厂、Aiyo space、Action、草店等非盈利空间相隔不远，夹在卖五金的店面中间。
在这些自发的艺术空间里，最早也最具里程碑意味的要数从公厕改造而来、由何迟等五位甘肃艺术家创办的“我们说要有空间，就有了空间”。
2013年夏天，“空间”的第一个项目“夜走黑桥”在艺术圈引起轰动：项目完全开放式参与，不限制形式、主题、参加条件、江湖地位。在三个月的时间里，每晚都有艺术家来到这个10平米的房子内自由创作。有人射箭，也有艺术家行为有点叛逆。
何迟解释道，那并不是这样的形式的首次尝试，2012年他们曾在草场地村子里5平米的一个地方，举办过李一凡个展，展览接近尾声的时候被胡尹萍和姚薇碰见，用玻璃砸了，并把作品分了几份快递寄给了策展的这几个人。“‘夜走黑桥’的展示方式或者做事方式在那时就已经有了——我有一个展览，你随便什么时间都能进来看，还可以破坏。”
后来在“空间”里发生的一切确实千奇百怪。来自上海的艺术家金锋运来几吨煤，把空间填满，在煤渣里放了一万个一块钱的硬币；雕塑家姜波得知后，连夜找朋友把这些硬币给挖了出来，最后揣着八九千块的硬币去村口找人买了一卷卫生纸，还签了免责合同，表示不会反悔、不会找对方麻烦。
这个行为后来广为流传，但何迟直言，“我觉得这就是典型的吓唬人的那种作品。他们都觉得是姜波的好作品，我一直跟他说你这个作品一点都不好。这钱你不能那么花，你房租都交不起，你装什么×啊，你交了房租，把房租的那个表拿出来当成作品不就行了吗？任何材料吧，它有它的逻辑，你要用好。”
作为发起方，何迟并没有在空间里创作任何作品，但他统计过，按参与人数，共有180多次创作发生在其中。
黑桥里没有参与的艺术家，有的是因为来不及，比如贺勋，“那一段时间我应该正好不在，我之前有另外的思路，想在那个房子边上的臭水沟做个作品，调侃当年艺术界艺术家评选的制度。当时是想选出黑桥十大‘杰出’艺术家，具体名单没想好，反正我自己必须在里面，哈哈哈！”
他平时喜欢弄点跟风水、玄学有关的事情，去北京前算命的跟他说，要是去北京，你会有一个女儿，但会弄断一只手或一条腿。秉着只信好的、不好的都不信的原则，他还是毅然来了北京。对于假想中的“黑桥十大艺术家”，他盘算着用帮他们调风水的方式来作为奖励。“顺便改变黑桥的风水，改变整个臭水沟的这种环境。”
唯一让李易纹感到有趣的，是最后有个艺术家雇了两名工人，把墙砸掉、把整体空间给拆了，“那本身就是很小的一个危房，几下就倒掉了，其他人看到也没说什么，因为事先说好了嘛，怎么做都行。”
做完“夜走黑桥”，何迟在黑桥还做了一系列名为“黑名状”的个展，黑色的名字和形状，看不清楚，用以呈现黑桥不同于圆明园画家村和东村等地的美学色彩，他认为，这种色彩在身居其中的厉槟源、胡尹萍（江湖人称“刀姐”，是个猛将）等人身上最为典型。
他坚持着在黑桥做艺术空间，“做事方式其实就是空间的性质决定的。大家都说艺术家做的空间是替代空间，但我恰好觉得画廊和美术馆才是替代空间，因为它不是艺术发生的地方。”从当时的外界反应来看，发生在黑桥不同空间的一系列展览、艺术事件显然不是自娱自乐、小打小闹，艺术品经纪人、画廊主、藏家对这片城乡结合部充满了兴趣，时常泡在黑桥，了解艺术，参与到艺术家的创作、生活中，一起烧烤、唱歌、弹琴，也进行创作。
刘夏回忆，那时欧阳昆仑等一堆藏家会直接敲开工作室的门，最离谱的是凌晨4点下飞机直奔而来。“最密集的时候，每天都有人过来聊，并不全是聊你的作品，很自然就说哎，我最近看谁的画特别好。他来你工作室，把这儿当成一个不花钱的茶馆，你就是一个配角，没烟了，负责去买烟。我每次去颐堤港超市买东西，都会买两大包零食，我自己不吃零食，为他们备着，往往一个礼拜就没了。”
如今他将这种上门打扰视为“甜蜜的烦”。“现在很难有这个氛围。我跟康学儒就是这样认识的，之前在深圳开会的时候见过，没说过话。有一天我当时签的画廊老板突然说你吃饭了吗？我说没呢，刚做完。他说我去你那儿蹭饭行吗？我说行。他就带着康学儒一块儿来。”
在刘夏的记忆，那时候市场好，大家把黑桥当成志趣相投的避风港，哪怕是还没出头的人也不太为挣钱发愁。他笑着说，要是人缘好，脸皮不薄，可能半年都不用自己在家做饭，可以到处蹭。
现实的物质之外，彼此更在意的是精神上的出彩。“一个专业技术人员来了以后说非常好，这种喜悦可能比卖掉一张画要大得多。那时大家都不那么计较。聊得最多的就是谁不够牛，但是被吹得太牛，或是自己怎么能变牛。市场还是尊重学术，那时最普遍的一个心态就是，我跟他这么熟，他一张画卖100万，我早晚也会这样。”
十几年前他们感觉宋庄就是一个大的方力钧模仿秀卖场，如今则是直播书画市场（小红书上统计，市场达到30个亿）。“每个人就像摆摊一样，琢磨着怎么把自己的东西卖出去。他们聊得更多的是你给我介绍谁来，咱们一块喝酒，把你的画卖掉，把我的画也卖掉。给人的感觉就是一帮人要过一种像艺术家一样的生活，但对‘艺术是什么’好像并不在意。在黑桥，更多是一种新的力量，理想主义者多，大家都踏实干活。”
向李易纹打听如今藏家是否还会像从前那样登门拜访，得到的同样是否定的答案。“现在市场比那个年代我觉得萎缩了50%，可能极个别人的价格在往上涨，但交易总量变少了，藏家群体的数量也不像从前那么大了。我们刚毕业那会儿，很多人愿意花几万块买一张年轻艺术家的作品，现在感觉藏家群体更加金融化，买作品的时候不单单是因为自己最喜欢艺术，或是喜欢某件作品、通过这件作品能带来一种心理上的愉悦或刺激，更多的是考虑这个作品能不能升值。”
2017年黑桥拆迁后，艺术家们四散而去，其中一部分流向了当时被他们鄙夷的宋庄。离开黑桥这么多年，他们当中的好些人迄今仍自称黑桥艺术家，责问同伴，也是责问自己，“你怎么能被归为宋庄艺术家呢？”
刘夏再次轻声解释说，如同介绍一款家居产品，“十年前，比如说在798，你遇到一个艺术家，很容易分辨出他是否宋庄人。他们更江湖，外形上要么头发扎起来，要么秃瓢，要么挺着大肚子盘个串儿，穿个对襟褂子，开着特别好的车。张口就是上亿的生意，更喜欢绕开画廊私下找人去交易。”
前黑桥人层出不穷地抛出论据，来厘清宋庄与黑桥的区别。“环铁、黑桥，你听这名字，就带着一帮年轻人硬磕的劲儿。当时有人拿Black Bridge当服装品牌，还有摩托车队也以‘黑桥’命名。宋庄当时都是庄、白庙，感觉特别像退休的人待的地方。宋庄这边每个工作室会自己在门外挂牌，这也是区别。那时逃跑计划、徐锦江、郑智化都在黑桥住了好多年，还有苍井空的助手，也在那儿有工作室，但黑桥相对私密，一般外人不会知道。”搬到宋庄后，李莜新工作室的房东提醒她说可以挂牌子了，她连忙拒绝，“不要不要。这个还是有黑桥的后遗症在。”
刘夏2014年才搬去黑桥，三年后所有人搬离时，他由于家人生病，没有继续留在北京，而是回了山东老家。在黑桥时间不长，但他很感激那几年，一再强调“像是进阶版的大学”。不仅加深了学术上的交流、理解，也解决了学生时期接触不到的艺术市场、艺术管理等问题，“大学毕竟创作的时间特别短，多数时间都在学基础，黑桥延续了创作。艺术家需要稳定，黑桥如果不拆，再存在多一两年，很多人的东西都会成型、完善，但拆了之后，大家怀着将成没成的心情，可能很多事情都会受影响。”
如今待在昌平的李易纹对此感同身受。离开黑桥时，他满怀一种奔向新生活的愉悦，但是没有想到，离开黑桥后三四年里创作的作品他都不满意，感觉职业生涯像断了一样。
2021年他将自己的个展命名为“湍流”，来形容这些年职业道路或生命轨迹的动荡——时间像一条河，过程中会遇到河底的巨石等阻碍，形成湍流，“但是呢，即使遇到湍流也会一路激流勇进。”回望黑桥那几年，“反而是较为稳定、平静的一个时期，创作也最顺利。”
他苦笑说那些年所有的收入似乎都用在了搬家上。离开黑桥后他去了国展，“离开国展后又搬了四五次，每次都是拖着十几大车的东西，一开始大学时候的素描习作还都留着，后来确实没地方放，用剪刀整卷剪碎了扔掉，只留一两张。还有那些家具，书柜里的书和画册，每次搬都扔一大批东西。”
在接连而至的搬迁中，艺术家们年轻时在黑桥结下的印记与联系在他们现今的生活里依然清晰。李易纹的书架里摆着闫冰的画册；李澎芃门口贴着康学儒仿照马列维奇风格画的对联；康学儒的书桌抽屉里，放着洗印出来的大幅照片，画面里是他和刘夏夫妇在后院吃火锅；贺勋2023年作为对谈嘉宾去深圳参与何迟策划的展览，往那里一坐，“就会觉得是一个村子出来的人。”
何迟如今把工作室搬到了佛山，茶台上摆着在黑桥时一个做茶室的艺术家推荐的野生藏茶。住进二道八后没多久，何迟曾把工作室水泥地面切割成不规则的形状，将它们搬到三里屯做展览，之后又搬回去铺上，过程中掉落的碎片导致重新拼凑的地面露出长长的裂缝，寒气从裂缝中肆意蔓延，甚至长出毒蘑菇。他从此收获了自己最满意的作品《微笑》，和一副严重受寒的胃。而这款茶，是他即便饿了那脆弱的胃仍能接受的唯一的一款茶。
他翻出一些当年在黑桥拍的小视频，朋友们隔段时间就会发过来，怕他没保存，他边低头翻手机边说，“其实我都存了。”漆黑的屏幕里，他和闫冰等人看完展览，从798唱着歌走回黑桥，那是2016年，黑桥被拆前的黄金时代；另一段光亮些的画面里，他在室内有模有样地弹着女友姑父送的三弦琴，用嘹亮的西北腔调唱着别人怎么也学不会的通渭小曲，“一杯酒答谢苍天”。
他更得意的事情是在黑桥发明了“滚蛋”，将鸡蛋用杯子扣着，放在汽油桶改造的炉子上划圈滚动，直到鸡蛋变熟。“这就是黑桥生活，吃和取暖”，也是银坎保说的，“艺术家与自己空间的关系，一起经历了许多的时间和未知，有着生命间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