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6日下午，习来到德阳市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视察。除了视察三星堆博物馆新馆，还走进文保修复工作区，仔细察看文物保护修复工作流程细节和最新技术，同现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
截至目前，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面积只占遗址面积的近千分之二，不少学术问题亟待解决，新出土的上万件文物等待修复。提出了哪些殷切希望？未来工作怎么做？针对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相关工作人员接受了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采访。
“习一直都很关心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这次他专程来到三星堆，作为一名考古人，我非常激动、备受鼓舞。”7月26日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回忆殷殷嘱托，仍感言犹在耳。“未来我们将继续做好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以及价值阐释，促进三星堆遗址及古蜀文明的保护与传承，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再添例证。”
在考古人眼里，三星堆遗址虽已开展了40多次考古发掘，但发掘面积仅约2万平方米，占遗址总面积近千分之二，显然远远不足。“三星堆遗址的重要区域未来还要继续发掘。”冉宏林介绍，未来包括青关山土台、燕家院子、月亮地、仓包包小城、西泉坎台地等的发掘，希望能进一步认识三星堆遗址的内部结构和城址变迁过程。
次级中心遗址考古勘探与发掘同样十分重要。“一个稳定的古蜀国，除了三星堆遗址作为都城之外，还有为数不少的次一级中心遗址分布在都城周围，形成稳固的拱卫之势。目前在三星堆遗址周边已经发现多个面积几十万平方米的遗址，应该就是这种次级中心遗址。未来的相关工作，希望能系统了解这些次级中心遗址的年代、功能和性质。”
古蜀文明诸多学术问题悬而未决，针对古蜀文明起源、古蜀国手工业生产体系和农业生产、古蜀国祭祀体系等问题的相关考古也将陆续展开。“我们还将对三星堆遗址周边超过1000平方公里的区域开展详细的系统考古调查工作，争取对整个古蜀国的聚落形态、社会结构有较为全面的认识。”冉宏林介绍。
三星堆青铜文明浪漫而神秘。目前除可以通过祭祀坑出土文物了解其祭祀活动的隆重以外，三星堆王国的运转模式等方面仍有必要进行大量研究工作。
三星堆王国的生业与环境备受学术界关注。“古蜀文明能够持续发展繁荣，基础的农业、手工业生产体系应该较为完备。因此，要了解古蜀文明形成、发展和繁荣的最终的原因，需要开展三星堆遗址及周边古蜀文明遗址的生业与环境复原研究。”冉宏林透露，较为重要的研究有马牧河、鸭子河改道变迁研究、三星堆遗址古地貌复原研究等。此外，三星堆的资源控制与流通、文化交流与国家结构同样是需要解决的课题。（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晓铃）
7月26日下午，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与修复馆实验室考古区，习在此视察时，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三星堆博物馆馆长雷雨在一旁操作超景深电子显微镜，“通过显微成像在屏幕上放大若干倍，将肉眼观察不到的信息清晰地体现出来。”
三星堆遗址新一轮考古发掘的一大亮点，就是多学科尤其是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的参与，这在实验室考古区体现得尤为明显。套箱上方的桁架上，还搭载了扫描仪和延时摄影摄像机，相比传统考古能提供更多的文物信息。
“听说我们正在运用AI技术，马上插话问，是通过AI来模拟器物的组合关系吗？”雷雨感叹，这说明对考古非常了解。
他向介绍，套箱中不少金器上有穿孔，可能是衣服上的坠饰，除此以外还有一些玉器、玛瑙珠子，可能是璎珞或者项链之类，“非常怀疑这是大巫师的一套行头”；此外，他还讲述了邀请国家博物馆专家修复5号坑出土金面具的过程。
1984年，雷雨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来到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院）工作，参与了三星堆勘探与发掘，见证了一个个惊喜的诞生。听闻他多年扎根于此，深有感触，认为用30余年干成一件事，不容易。
“的到来，对我们考古人是一个莫大的鞭策。”雷雨感叹，要把的关怀化为工作上的动力，在田野工作上多开展发掘、研究，尤其是为三星堆遗址申遗工作的推进再加上一把劲。
在即将退休之际，碰上三星堆“再醒惊天下”，雷雨直言“运气很好”。“这些年，三星堆博物馆做了一些探索创新，用数字化手段讲故事，拉近公众与三星堆文化的距离。”雷雨介绍，博物馆运用了一些先进的数字技术，让公众沉浸式体验考古发掘大棚、古蜀王国等场景，同时开放了文物保护与修复馆，向公众展示文物考古发掘、保护修复的方法、成果。
三星堆博物馆新馆目前已正式开馆。雷雨说，今后将在博物馆展陈等方面，以最好的文物、最新的研究成果、最具特色的方式，向观众做一个尽可能完美的呈现，“一定要做得更好、更上一层楼，不负的殷切希望。”（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余如波）
“第一次见到，很紧张也很激动。”7月26日下午，在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与修复馆，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修复室主任、陈列保管部副部长郭汉中向仔细介绍了出土文物的病害状况和修复过程。
今年55岁的郭汉中自1984年入行至今，总共修复文物6000余件，尤其是参与了三星堆遗址1、2号祭祀坑的文物修复，与前辈一道让青铜神树、青铜大立人等珍宝重现风采。
2021年，随着三星堆遗址6个新的祭祀坑横空出世，郭汉中再次忙碌在文物提取、清理、修复现场。“这一轮考古发掘出土了上万件文物，现在还在清理和拼对阶段。”
与科技手段相结合，如今的文物修复方法多样，例如X光探伤、CT、金相分析等。在文物保护与修复馆，郭汉中向介绍其具体应用，例如文物缺失、变形、断痕等不同状况的解决方法。在他面前摆放着一尊青铜神坛底座，旁边桌子上则是等比例的青铜神坛“研究性复原”3D打印模型，可对修复工作起到一定辅助作用。
科技令文物修复工作如虎添翼，不过在后备人才教育培训上，郭汉中仍坚持传统的“师承制”。在他看来，高校毕业生理论功底扎实，但要真正做好文物修复，接触面还得更加宽广。
郭汉中认为，文物修复不只是修复，还涉及冶炼、锻造、雕刻、模具、美术等诸多领域，只有通过“师带徒”的方式和不断实践，才能让年轻人真正胜任。与此同时，文物修复也讲究“团队作战”，有人负责记录，有人负责微痕观察，有人负责信息采集等，这也要求学校教育与“师承制”密切结合。
2021年，郭汉中领衔成立了文物修复技能大师工作室，配备了多种先进精密的文保修复仪器。他带领团队通过现代科学技术提高工作效率，开展课题研究。今年2月28日，2022年“大国工匠年度人物”揭晓，郭汉中成为十位“大国工匠年度人物”之一，也是四川唯一入选者。
与面对面交流，聆听的殷殷嘱托，让他觉得责任更重了。郭汉中表示，下一步要做好文物修复中的高科技运用，以及修复技艺传承等工作。目前，他总共带了10多个徒弟，大部分是“90后”，不仅有三星堆博物馆员工，也有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部分高校的年轻考古工作者。
郭汉中说，文物修复急不得，不能一味“跟时间赛跑”，因此就需要更多新生力量去参加了。“这既是职责所在，也是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余如波）
在持续不断的“三星堆热”中，此前长期居于幕后的文物修复工作者们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余健，就是一位有近20年经验的文物修复师。
7月26日下午，习到三星堆博物馆视察时，专程前往文物保护与修复馆。“的到来，对我们文物工作者是巨大的鼓舞。”余健说，目前，三星堆新一轮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已全方面进入清理、修复环节，“争取让三星堆新出土文物早日与观众见面。”
“近几年，伴随着三星堆新一轮考古以及对新出土文物的保护修复工作，我们新购进了拉曼光谱仪、X光衍射仪等装备。”余健和记者说，高精尖设备的引入，使得文物修复师们能够以更高的精度把握文物的整体健康情况，更有明确的目的性地制定保护修复方案。
“目前观众在博物馆新馆展厅看到的青铜骑兽顶尊人像、青铜神坛和青铜鸟足神像这三件文物的研究性复原件，就是以3D打印的方式，对原先的残件进行1∶1复原后，通过矫形、补配、粘接等形式最终完成的。”余健介绍，3D打印技术在文物修复中的利用，一方面使修复人员在寻找残件间的拼对关系时更便利，另一方面也为未来的新出土文物与目前已出土文物之间可能的拼对关系留足空间。“目前，我们正对已出土的大型器物、孤品文物等逐件进行3D打印。”
三星堆新一轮考古发掘出土文物达17000多件，其中相对完整的有4000多件。“在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统一安排下，三星堆博物馆承担其中830件新出土文物的保护和修复。”余健表示。
除了已经在新馆展厅内通过3D打印方式展示的三件成功拼接文物外，关于三星堆1号神树和2号神树的拼接工作也有新进展。“现在大家看到的1号神树，上面的龙是没有尾部和尾巴的。但从8号坑出土的青铜残件中，文物修复师通过前期拼对发现它们是有关系的。因此，我们大概能判定，1号神树青铜龙的尾部和尾巴已经找到了。”余健表示，“我们大家可以期待，在不久的将来看到‘长高’‘长壮’的1号神树。”
三星堆新一轮考古发掘也带来了新惊喜。“通过新一轮考古发掘，我们基本能判断，2号神树的主树干已经被找到了，它应该和1号神树一样，也分3层、3列。目前发现其中一列已经相对完整，通过这一列，我们该可以对另外两列的残缺部分进行复原。”（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成博）
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共分为“世纪逐梦”“巍然王都”“天地人神”三大展区，三四千年后再合体的青铜鸟足神像、“月光宝盒”青铜龟背形网格状器、“出道即出圈”的青铜扭头跪坐人像等前所未见的网红文物备受关注。与老馆相比，新馆面积更大，展出文物更多，其中近600件都是首次与观众正式见面。
在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与修复馆，青铜器、金器、玉器、象牙分门别类，在专门区域做修复，隔着一面玻璃幕墙，观众可以近距离观察文物修复过程。在单独隔出的检测室内，一台台“含金量”极高的检测设备是文物修复家庭的新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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